这套逻辑非常方便。它不仅掩盖了政策自身的荒谬，也省去了检讨制度的麻烦。凡是群众不满意，那一定是群众的问题；凡是基层不理解，那一定是百姓脑子不够用。这样一来，所有的失败、矛盾、冲突、反抗、误解，统统都能丢到一个“人民愚昧”的大筐里。
但人民真的那么愚昧吗？他们真的不识是非、看不懂未来、不会判断利弊吗？不，他们只是不接受你所设定的“未来”；他们有自己的现实、经验和价值，而这些价值不符合你的利益时，你就说他们“愚昧”。这不是理性分析，这是傲慢污名。
认为“民智未开”，其实预设了一个线性历史观：过去是黑暗的，未来是光明的；过去的人是愚昧的，现在的人是聪明的。人类的每一步发展，仿佛都只是“启蒙-觉醒-进步”的三段论。但这种线性时间观，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。
真正的历史从不以“智力程度”来划分价值。唐代的农民、宋代的商人、明代的佃户、清代的矿工，他们的认知、判断、行动，都来自于复杂的经验体系。他们或许没有我们今天的学校教育，但他们对日常世界的理解绝不“未开”。
“民智未开”的说法，遮蔽了历史的丰富性。它把人民的行为模式简化为“愚昧”，把历史上的选择简单地归咎于“无知”，这既不公正，也不准确。很多历史的“倒退”“动荡”与其说是人民认知不到位，不如说是制度选择压抑了人民的理性空间。
把群众看作“待启蒙者”是隐性权力逻辑。“启蒙”这个词听起来高尚，实则背后是浓厚的“谁启蒙谁”的主导权问题。谁来定义什么是开明？谁有资格说别人“未开”？谁有权力决定“什么叫理性”？答案往往不是群众自己，而是那一小部分掌握资源、控制话语、居于上位的群体。
于是，启蒙变成了支配；教育变成了控制；传播变成了说教。一旦你把人民看作“尚未觉醒的群体”，你就可以正当化所有的操控、引导、筛选、压制。因为他们不懂嘛，所以你替他们决定；因为他们没开化嘛，所以你替他们规划；因为他们愚昧嘛，所以你替他们说话。
人民成了一个必须“被代表”“被引导”的角色，而不是一个拥有主体意识、可以表达利益的公民。这种逻辑的终点不是进步，而是伪装成善意的集权。
历史上很多时候，人民并非不懂政治，只是他们选择不表达、不参与、不抗争。这种选择不是“愚昧”，而是一种深层的判断，是基于环境、压力、风险与代价的策略性沉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