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47章 古蜀“神树－神鸟”崇拜改写华夏文明起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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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 早期考古发现与“中原中心”的强化

20世纪初至80年代，考古发现的重心长期集中在黄河流域，进一步强化了“中原中心论”。1928年殷墟遗址的发掘，出土了大量甲骨文、青铜礼器与宫殿基址，证明这里是商代晚期的都城，展现出高度发达的文明形态；1959年二里头遗址被发现后，其宫殿区、青铜礼器群、铸铜作坊的出土，被普遍认为是“夏代晚期都城”，填补了“夏商王朝”的考古空白；此外，河南偃师商城、郑州商城、陕西周原遗址等一系列黄河流域遗址的发掘，构建起“夏-商-周”一脉相承的文明序列，让“黄河流域是华夏文明唯一发源地”的认知深入人心。

相比之下，长江流域的早期考古发现则显得“零散而薄弱”。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，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、石家河文化，下游的良渚文化虽有发掘，但出土的多为陶器、玉器等生活用品，缺乏像殷墟甲骨文、二里头青铜礼器那样能证明“王朝级文明”的核心遗存。当时的学术界普遍认为，这些文化“虽有地方特色，但发展水平低于中原文明”，甚至推测其“受到中原文明的影响才得以发展”。例如，对良渚文化玉器的研究，曾有学者认为其“玉琮、玉璧的造型源自中原”，忽视了良渚文化自身的工艺传统；对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，则多聚焦于战国时期的船棺葬，将其视为“秦灭巴蜀后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结果”，对更早的古蜀文明几乎一无所知。

1.3 长江文明的“边缘困境”：被忽视的文明潜力

在“文献叙事+考古证据”的双重作用下，长江流域的古代文明长期处于“边缘困境”：一方面，文献中“蛮夷”的标签让其难以获得“文明正统”的认可；另一方面，早期考古发现的“局限性”，使其无法提供与中原文明抗衡的“王朝级证据”。这种困境导致学术界在解读长江流域的文化遗存时，往往带着“中原视角”——将长江文明的发展归因于中原的影响，将其特色文化视为“中原文明的地方变体”，而非独立创造的成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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