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47章 古蜀“神树-神鸟”崇拜改写华夏文明起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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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华夏文明探源的漫长历程中,“中原中心论”曾如同一道无形的框架,将人们对文明起源的想象牢牢束缚在黄河流域的沃土之上。从殷墟甲骨的占卜辞令到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基址,黄河流域出土的一件件文物,似乎都在印证着“中原为文明唯一核心”的认知——长江流域的古代遗存,或被视为中原文明的“边缘辐射”,或被当作“尚未成熟的文化萌芽”,始终难以走进文明起源研究的核心视野。
然而,当1986年三星堆祭祀坑中的青铜神树冲破三千年的泥土,当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金箔在考古灯下绽放出璀璨金光,这道框架被彻底击碎。古蜀人以青铜为骨、黄金为魂,塑造出的“神树-神鸟”崇拜体系,不仅是古蜀文明精神世界的极致表达,更以无可辩驳的物质证据,证明了长江流域存在一支独立发展、高度成熟的文明体系。这些沉睡千年的文物,如同跨越时空的宣言,将古蜀文明从“中原文明附属”的标签中解放出来,推动学术界与公众对华夏文明起源的认知,实现了从“单一中心”到“多元共生”的根本性重构。
一、“中原中心论”的形成与长江文明的“边缘困境”
要理解古蜀“神树-神鸟”崇拜对华夏文明起源叙事的颠覆性意义,首先需要回望“中原中心论”的形成脉络——这一认知并非凭空产生,而是与历史文献记载、早期考古发现及学术研究传统深度绑定,最终让长江流域的古代文明长期处于“边缘困境”之中。
1.1 文献记载与“中原正统”的历史叙事
中国早期文献对文明起源的记载,几乎都围绕黄河流域展开。《尚书》《史记》等典籍中,从黄帝“居于轩辕之丘”(今河南新郑一带),到夏禹“居阳城”(今河南登封)、商汤“迁亳”(今河南商丘),再到周文王建丰京、武王建镐京(均在今陕西西安附近),历代圣王的活动轨迹、王朝的建都之地,皆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。这种“以中原为核心”的历史叙事,逐渐构建起“中原为文明正统”的认知——长江流域的族群与文化,多被记载为“蛮夷”,如《礼记·王制》中“南方曰蛮,雕题交趾”的描述,将长江以南的族群视为“未开化”的代表。
即便是提及长江流域的古代政权,文献也多强调其与中原的关联,而非独立性。如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记载“黄帝娶于西陵之女,是为嫘祖”,将蜀地的西陵氏纳入黄帝部落的体系;《尚书·牧誓》提到周武王伐纣时,“庸、蜀、羌、髳、微、卢、彭、濮人”参与联军,却仅将蜀地视为“协助中原王朝的附属势力”。这些记载虽偶见长江流域的文化痕迹,却始终将其置于“中原文明辐射范围”之内,未能承认其独立发展的文明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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