圣彼得堡二月的天空像被冻裂的玻璃，碎屑簌簌落在涅瓦河结冰的脊背上。安德烈·科瓦列夫教授把围巾拉到鼻梁上方，镜片蒙着雾气。气象站的百叶箱在街角发出吱呀声，如同垂死的乌鸦。
街角报亭的《真理报》头条用红框标出《二月飞雪：自然界的自我调节》。配图是雪地里手挽手的工人家庭，孩子鼻尖冻得通红却笑容灿烂。卖报的老太太裹着苏联时期的棉大衣，帽檐结着冰碴："买份报纸吧教授，今天的积雪厚度创了记录呢。"
安德烈瞥见温度计——零下三十七度。他记得上周三气温还是零上五度。气象站的观测日志在记忆里闪回：2月17日18时，气压骤降12百帕；19时湿度反常上升至98%；22时32分，观测员伊万诺娃在记录本上画了个问号，随后用墨水涂成黑团。
拐过街角时，他看见市政厅前聚集着人群。穿灰制服的市政工人正往积雪里撒盐，盐粒落在冰面发出细碎的爆裂声。人群忽然骚动起来，一个戴红领巾的小女孩挣脱母亲，扑到路边的雪堆上："妈妈快看！雪是热的！"
人群像被风吹皱的绸缎泛起涟漪。母亲脸色煞白地拽回女儿："胡说！"她扯下围巾擦拭女孩的手掌，"你看错了，是风吹得脸发烫。"
安德烈蹲下身，手指陷入积雪的瞬间，后颈升起细密的刺痛感。雪确实带着体温般的暖意，融化时散发出一股类似医用酒精的味道。他用笔记本接住几片雪花，在实验室培养皿里，它们保持着晶体结构，直到第七天才在恒温箱里渗出淡蓝色液体。
"您是在质疑《真理报》的结论吗？"声音从背后传来。市政厅台阶上站着穿呢子大衣的男人，鹰钩鼻上架着金丝眼镜，胸前别着《真理报》特约评论员徽章。
"索科洛夫同志，"安德烈合上笔记本，"我只是做些记录。"
"记录？"索科洛夫的眼镜片反射着雪光，"去年您发表在《列宁格勒科学》的文章就很值得商榷。关于西伯利亚冻土层异常的推测，您引用的是挪威气象学家汉森的数据。"
"科学没有国界。"
本章未完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