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89章 锦江潮涌：一枚导弹的巴蜀胎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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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初的实验室是山洞改建的。岩壁上渗着水珠，在图纸上洇出淡淡的水痕；冬天没有暖气，大家就围着煤油炉讨论方案，呼出的白气与油烟混在一起，像极了四川乡下的灶台；最缺的是计算设备，二十个人轮着用一台老式计算机，更多时候靠算盘，噼里啪啦的响声在山洞里回荡，像某种神秘的仪式。

材料学家周明远的手，至今留着当年的伤疤。为了测试导弹外壳的耐高温性，他带着团队在窑炉旁守了四十天，每天把合金样品塞进1500℃的炉膛，再用钳子夹出来观察变化。有次样品突然炸裂，滚烫的金属碎片溅在他的手背上，留下铜钱大的疤痕。“这点伤算啥？”他举着伤疤给年轻同事看，“当年张献忠在四川打仗，将士们身上的伤比这深多了。我们搞科研，也是在打仗，只不过敌人是技术难关。”

科学谷的夜晚比白天更热闹。煤油灯的光晕里，有人在画图纸，有人在算数据，有人在缝补磨破的工装。钟山的笔记本上，除了公式，还记着各种“土办法”：“用四川竹纸包裹精密仪器，防潮效果比进口油纸好”“将泡菜坛的密封原理用于燃料罐，泄漏率降低30%”。这些带着烟火气的智慧，后来都写进了红旗导弹的研制报告。

1964年10月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传到科学谷时，正赶上秋雨连绵。科研人员们冒雨跑到山坡上，朝着新疆的方向鞠躬。有人提议：“我们也该有自己的‘争气弹’！”那天晚上，食堂破例杀了一头猪，大家就着雨水和泪水，把一碗碗回锅肉吃成了庆功宴。

三、锦江畔的钢铁算盘

成都东郊的电子工业基地，至今保留着一栋红砖小楼。1965年，红旗二号导弹的制导系统攻关小组就设在这里。楼前的香樟树是当年栽的，如今已长得需要两人合抱，树干上还能看到模糊的刻痕——那是科研人员记录测试次数的“军功章”。

王大贵的工作台在二楼靠窗的位置。这位从重庆来的车工，手指粗得像老树根，却能在直径三毫米的零件上钻出0.1毫米的孔。“这活儿就像给绣花针穿线，手一抖就废了。”他总把祖父传下来的游标卡尺带在身上，那上面刻着密密麻麻的刻度，最小到0.01毫米。有次为了赶制一个关键部件，他连续三十六个小时没合眼，直到零件通过检测，才一头栽倒在机床旁，手里还攥着那把卡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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