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店里的空气里混着旧书的油墨香和木质书架的味道，暖黄色的灯光从天花板上垂下来，把每一本书都照得温柔。木质书架几乎顶到天花板，上面摆着许多诺奖得主的初版作品，有的书脊已经磨损，露出里面的牛皮纸，有的书页间夹着泛黄的便签，有的是读者的批注，有的是书店老板手写的推荐语。老板是位头发花白的老人，戴着圆框眼镜，正坐在收银台后翻一本厚厚的诗集，听见动静抬头看我，眼里立刻露出笑意。
听说我来自中国，老人放下书，从收银台后走出来，脚步有些慢，却很稳。他绕到书架的最里面，踮起脚从顶层抽出一本莫言的《红高粱家族》，书的封面已经有些卷边，却被保存得很干净。他翻开扉页，指着上面贴着的一张褪色照片说：“这是2012年莫言获奖时，我们书店举办读者交流会的场景。”照片里的人挤在小小的书店里，有人举着酒杯，有人捧着书，脸上的笑意和此刻老人脸上的一模一样。“那天来了很多人，有读过莫言作品的，也有没读过的，大家都想知道，什么样的中国故事能让全世界看见。”老人的英语不太流利，每说一句话都要顿一顿，却格外认真，“后来我们进了很多本《红高粱家族》，慢慢的，有人在书里夹便签，说读的时候好像能闻到山东的泥土味，能看见风吹过高粱地的样子——你看，这就是文学的魔力，它能把那么远的地方，拉到你眼前。”
我接过那本书，指尖拂过照片里人们的笑脸，忽然想起出发前见过的基层作者老周。老周在南方小镇的邮局工作，今年五十八岁，头发已经白了大半，却还保持着手写稿子的习惯。他的书桌就在邮局的休息室里，靠窗的位置，上面摆着一摞摞稿纸，有的写满了字，有的只写了开头，旁边还放着一个旧茶杯，杯壁上印着“先进工作者”的字样。
老周写了三十年短篇，笔下全是小镇居民的生活：张婶的裁缝铺里，缝纫机“哒哒”响着，缝补着小镇人的日子；李叔的修车摊前，总是围着一群孩子，听他讲年轻时跑运输的故事；夏天的傍晚，孩子们在河边捡贝壳，把笑声丢在水里，跟着波浪漂很远。去年他的文集《小镇记事》出版，印数只有一千册，还是出版社的朋友帮忙争取的。书出来那天，老周抱着书去镇上的各个角落送，给张婶送一本，给李叔送一本，给河边捡贝壳的孩子们每人送一本。
后来我去小镇采访他，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《小镇记事》给我，书里夹着好多张老照片，有的是张婶裁缝铺的样子，有的是孩子们在河边的合影。“我写的都是身边的事，没想过能出版，”老周摸着书的封面，眼里闪着光，“但每次有人跟我说‘这写的就是我家的事’，我就觉得值了。有次张婶拿着书来邮局，跟我说‘你把我年轻时做衣服的样子写下来了，我家闺女都没见过呢’，那天我高兴了好几天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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