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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当时我也是个从城里下放劳动改造的坏分子，与二娃子的奶奶一样‘臭气’相投，管它的，反动分子也好，狗崽子也好，自己可怜自己，自己爱惜自己，自己过自己的日子任随别个说去吧。从此，我与她两人相依为命，打了鸟雀，逮了克猫，照了黄鳝，安了山耗子，我总分给她一点，他打插底（鞋垫）也常常送给我，我们俩好上了。当她老爹顶着地主的成份死去时，我还名正言顺地以地主的女婿给他送了终。我们是两个苦命的人，是一条苦命藤上不合时宜结的两个瓜，后来我们结婚，生下了你们几姊妹。再后来政策好了，她家地主评了反，我也落实了政策，可我在农村结了婚，而且是与地方女儿结的婚，那时以阶级斗争为纲，啥子事都要上纲上线，革命路线抓得非常紧，虽然政策评了反，但大家的脑筋还是没转不过弯来，特别是城里街道办那些婆婆大娘些，对阶级敌人看得非常重，你就是要求回城安排工作，她们也不会签字盖章同意，更何况分房子抢他们的饭碗，所以我再也回不了城安排不了工作，户口只能在乡坝头落户了。”
“呀，我还真不晓得爷爷、奶奶有这么多故事！”王二哥感慨地说。
“唉……说起来话就长，要摆的龙门阵还多着呢！”王幺爸叹了口气说。
“其实我们那个家庭地主成份，是每个地方按文件规定必须评出多少个地主名额，少了评不出不得行，所以我家是按比例凑的，是按条件勉强评出来的。”王幺娘愤愤地说。
“啥子哦，家庭成份还要过凑和评出来呢？”王二哥奇怪地问。
“当年我老爹，年青时还主要帮大地主当长工，自己辛辛苦苦挣了一点钱，省吃俭用，买了三四亩水田，几亩瘦薄的山地，喂了一头牛自耕自种，平时都是我老爹、老妈和我哥哥、姐姐一起亲自下地，只有农忙栽秧打谷实在忙不过来才请几个小工帮一下忙，当年土改时候要定家庭成份，每个村最少一个名额，评来评去，全村人都不够条件，只有我家经济条件稍微好一点，有一些土地，偶尔请过短工，就把地主的帽子戴在我们头上了。”王幺娘说。
“哦，原来这样。”王二哥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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