靖康四年的秋风，扫净了汴梁上空最后一丝夏日的燥热，金波流转，天穹高远。
中秋节的喜气如同醇厚的新酒，弥漫在这座焕发了新生的帝京街巷间。
三年余的喘息，已足够坚韧的赵宋百姓，将靖康初年兵锋带来的疮痍，深深埋进重建的屋基与播种的垄亩之下。
这复苏的气象，很大一部分拜西来的“神物”所赐——陈太初力推的，由“金山”携回，不择地利、不畏旱蝗的玉米、番薯、土豆，在北方广袤的平原上扎下了根。
一架架龙骨水车在汴河、黄河的支流上吱呀歌唱，引着活水滋润干旱的土地，昔日逃荒的流民重归故土，以耕牛般的韧劲侍弄着这些饱腹的祥瑞。
粮食的底子厚实了，人心也如同晒透了太阳的谷仓，沉甸甸地安稳下来。
（王大郎新带回的那份锦上添花的种子，不过是怕太初当年所存有失，实则陈签枢早有伏笔，分存数处官仓严加看管，推广之物早已繁盛于北地。）
而那位远来“避世”的大理国主段和誉，在繁华烟云里浸泡了一个多月，似乎已全然遗忘了鄯阐府的铜山、叶榆城的王座、乃至高明量那张温润的笑脸。
他成了樊楼飞星阁里的常客，夜夜笙歌伴玉人，诗词酬唱有鸿儒。
那顶金翅鸟冠早已束之高阁，一身素色文士袍也沾满了酒痕墨渍，口中谈论的已非佛经法理，而是汴梁的流行曲调与勾栏新宠。
真成了“乐不思鄯阐”，仿佛要在这温柔富贵乡里做个长长久久的客居闲王。
官家赵桓虽未明说，但中秋宫宴之后，私下里对着心腹重臣已微露辞色：“大理虽鄙，亦是一国。王久留京华，于情于理皆不合。过了中秋这团圆之节，着礼部好生劝慰，归其藩篱，慰其子民。”
这喧嚣热闹的东京中秋，对于帝国重臣陈太初而言，却非琼林赏月，亦非樊楼醉酒，而是另一场血脉深处的真正团圆。
御街深巷，枢相府邸。
此处远离朱紫公卿聚集的西华门、马行街一带金碧辉煌的官宅群落。
宅邸不大，甚至略显清肃，粉墙黛瓦，林木幽深，是陈太初自己精心挑选，远离了帝阙繁华的核心，更贴近汴梁普通士绅聚居的东城根。
并非皇上没有赏赐西华门外那几处华府，但他屡次上书固辞，言词恳切：“陛下降恩至厚，犬马难报！然西华之宅，规制近于宰执公府，非人臣宜居之所。
臣蒙君恩，忝居中枢，当以‘居安思危’为念，岂敢僭越！枢密院签书房后，自有偏院可供歇脚，足矣。
陛下若有垂询，臣晨昏在侧，咫尺可达，安用华宅为？”天子知其心性，亦觉在理，遂作罢。
此刻，中秋的华灯已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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