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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还不够。”周教授翻完册子后说，“还需要更多国家的证据，最好能找到研究者的学术支持，证明糖龙技艺对海外糖艺的影响。”
林砚想到了巴黎高等文化遗产学院的艾米丽教授，她曾在两年前的国际糖艺论坛上发表过关于“东方糖艺对欧洲的影响”的论文。林砚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发去邮件，没想到第二天就收到了回复，艾米丽在邮件里说：“我研究欧洲糖艺史时，发现19世纪末巴黎世博会曾展出过中国糖龙，当时的报纸称其‘用糖塑造的东方神话’，这或许能作为早期跨国传播的证据。”
艾米丽还主动提出，愿意协助整理欧洲各国博物馆收藏的糖龙相关文物资料。接下来的一个月里，她陆续发来二十多份资料：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的1902年中国糖龙模型照片、法国国家图书馆保存的19世纪欧洲糖艺师临摹的糖龙图纸、德国某私人收藏家捐赠的民国时期“出口糖龙”广告画……每一份资料都标注着明确的时间和来源，像一块块拼图，逐渐拼凑出糖龙技艺跨越国界的轨迹。
就在林砚以为证据链即将完整时，新的问题出现了——申报材料需要海外传承人的亲笔证词，证明他们的技艺确实源自中国糖龙。除了马可，林砚一时找不到其他海外传承人。
“我或许能帮上忙。”一天，林砚接到一个来自马来西亚吉隆坡的电话，对方是华人糖艺师陈福生。他在网上看到糖龙申遗的消息，主动联系林砚：“我祖父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从福建泉州去马来西亚的，他教当地人做糖龙时，还融入了马来传统的花卉图案，现在马来西亚的华人社区，每年春节都会做糖龙祈福。”
陈福生不仅提供了自己家族三代传承的照片和视频，还联系了新加坡、泰国的几位华人糖艺师，他们纷纷录制证词，讲述糖龙技艺在东南亚的传承故事。其中，泰国糖艺师李娜的证词让林砚格外动容：“我不是华人，但我师父是中国糖龙传承人，她告诉我，糖龙不只是华人的技艺，是能让不同文化的人感受到吉祥与温暖的艺术。”
随着跨国证据越来越丰富，林砚的团队开始撰写最终版申报材料。他们将史料分为“早期传播（19世纪末-20世纪中期）”“中期传承（20世纪中期-21世纪初）”“当代发展（21世纪初至今）”三个阶段，每个阶段都附上海外文物照片、传承人口述视频、研究者学术论文作为支撑。马可捐赠的《糖龙制作要诀》被扫描成高清图片，艾米丽整理的欧洲博物馆资料被制成时间轴，陈福生等人的证词被翻译成联合国官方语言，一一归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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