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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观全球多数国家，其立国理念本质上是血缘世袭或资本垄断特权：无论是东南亚威权政体下的军方-财阀联盟，还是拉美“民粹-寡头”循环中的政治精英，其国家机器的核心功能是维护少数群体的利益。这种差异导致中国难以通过“利益输送”或“意识形态输出”建立依附性同盟。例如，美国可以通过军事保护、经济援助迫使中东国家选边站。中国与这类国家的合作，只能建立在“不干涉内政”的原则上，这是因为中东国家统治者都是特权阶层，是中国国内打倒的对象。这就决定了双方关系难以达到西方盟友间的“战略绑定”程度。
所以中国只能选择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道路——通过“国家社会主义”实践推动全球渐进改造。
如经济合作中的“发展赋能”：在与资源国（如非洲、拉美）的合作中，中国不搞“新殖民主义”式的资源掠夺，而是以“基础设施换资源”模式建立平等契约。例如，中企在安哥拉建设的本格拉铁路，不仅改善了当地交通网络，更带动沿线农业、制造业发展；作为交换，安哥拉以原油供应抵扣项目款项，这种“建设-发展-共享”的模式，既满足中国资源需求，又提升当地民生水平，避免了西方“贷款陷阱”的负面效应。
理念传播的“润物细无声”：中国在海外投资中嵌入社会公益项目，如在巴基斯坦建设的瓜达尔港配套医院、在埃塞俄比亚援建的职业技术学校，这些设施不仅服务当地民众，更潜移默化地传递“劳动创造价值”“集体协作”等理念。2019年，中国在非洲启动“万村通”工程，为1万个村庄接入卫星电视，其中80%的节目是中文教学、农业技术和中国文化纪录片，这种“民生+理念”的输出，比直接的政治宣传更易被接受。
中国通过支持当地“公有化实践”扩大影响力。在东南亚，中企与印尼合作社合作推广“共享稻田”模式，帮助农民集体采购农资、统一销售农产品，提升议价能力；在拉美，中国资助的“社区银行”项目，为底层民众提供小额信贷，削弱当地寡头资本的金融垄断。还有对亚非留学生的资助。这种“自下而上”的赋能，虽不直接动摇所在国特权阶级统治，但逐步培育了亲华的社会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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