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章 襄樊之战：宋元交锋，战略要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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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宋对襄樊的经营始于高宗时期。绍兴四年（1134年），岳飞率军北伐，收复襄阳六郡，随后设立“荆湖北路安抚使司”，驻军十万，屯田积粮，将襄樊打造成“川陕-两淮”的物资转运枢纽。至孝宗时期（1163-1189），宋廷进一步强化襄樊防御，派吕氏家族（吕文德、吕文焕）世守荆襄。吕文德“性朴拙，然御下严，善用兵”（《宋史·吕文德传》），其弟吕文焕“谨厚，善守”（《元史·吕文焕传》），兄弟二人以“吕家军”为核心，将襄樊守得固若金汤。

然而，看似稳固的防线下，却暗藏隐患。吕氏家族长期掌控荆襄军权，“自为一军，不隶朝廷”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一四三），形成“地方割据”之势。宋廷虽依赖其守边，却对其“尾大不掉”心存忌惮，不仅克扣军饷，更派宦官监军，导致将帅离心。至度宗咸淳年间（1265-1274），襄阳守军“兵不满三万，粮不支半年”（《宋季三朝政要》卷三），而吕文焕“日夕登城，与士卒同甘苦”（《宋史·吕文焕传》），仍难挽颓势。

1.2 元朝的战略转向：从“联宋灭金”到“灭宋统一”

蒙古崛起于漠北后，与南宋的关系经历了从“联合”到“对抗”的转变。1234年，蒙古联合南宋灭金，约定“以黄河为界”；但南宋“端平入洛”（1234年）失败后，双方正式交恶。窝阔台汗时期（1229-1241），蒙古虽以“灭金”为首要目标，却已开始谋划灭宋。

忽必烈继位（1260年）后，战略重心彻底转向中原。他采纳汉臣刘秉忠、姚枢的建议，提出“先取襄樊，再图江南”的战略：“襄樊者，江南之门户也。得之，则长江可渡；失之，则川蜀难保。”（《元史·刘秉忠传》） 为实施这一计划，蒙古做了三方面准备：

其一，招降纳叛，瓦解南宋防线。1261年，蒙古招降南宋荆湖都统刘整。刘整原为吕文德部将，因遭排挤投降，献“筑堡汉岸，连亘围襄阳”之策（《元史·刘整传》），成为元军攻襄的关键智囊。

其二，建造“回回炮”，突破城防壁垒。蒙古灭花剌子模后，从阿拉伯地区引进“回回炮”（又称“襄阳炮”），这是一种以杠杆原理发射的抛石机，射程达200步（约300米），可击毁城墙与城楼。《元史·阿术传》载：“回回炮所中，无不摧陷。” 这种“重火力”武器，彻底改变了冷兵器时代的攻城模式。

其三，整合水陆兵力，形成立体攻势。元军以阿术为主帅、刘整为副帅，集结20万大军（含蒙古军、汉军、西域“色目军”），并组建水军，封锁汉水。刘整曾对阿术说：“我精兵突骑，所当者破，所击者服，未尝败北，故能灭国定天下。中原之地，一马平川，利于骑战，未可易攻。汉水之南，多山多险，城池坚深，若非以大炮破其城垣，虽有百万之众，难越雷池一步。”（《元史·刘整传》） 这番话，道破了元军“以炮破城、以水断粮”的核心战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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