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047章 这可太憋屈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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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宝并没有生气，他之所以打吴江河，目的就是想犯一个大错误，毕竟这一段时间立的功劳太多了，容易引起他人的嫉妒心理，自己犯一个错误，来抵消一下，没那么显眼，

没想到，有人的手段更加高超，一看吴江河再也无力翻身，索性就来个废物利用，想彻底搞垮中调局。

这一招是真狠啊，给大宝来了一个冷不防，其实就算他有防备也没用，吴江河也不可能关在他的眼皮底下，所以对于这一招他是无可奈何，连应对的办法都没有。

现在把打......

秋意渐浓，南锣鼓巷的梧桐叶开始泛黄，风一吹，便打着旋儿落在青石板上。我站在纪念馆新设的“声音庭院”里，看一群小学生围坐在老槐树下，戴着耳机听《未命名的母亲》。他们年纪尚小，未必全懂那些话语背后的沉重，但有人眼眶红了，有人悄悄握住了身边同学的手。

这已是“回声计划”全球巡展前的最后一场校园活动。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发来确认函：十一月五日，《我们曾这样活着》主题展将正式开幕，展出包括沈昭手稿影印件、张秀兰的家书复刻本、以及那盘编号157的磁带原件。策展团队反复讨论过是否要翻译解说词，最终决定保留中文原声，只附法文字幕??“有些痛，不必美化，也不必掩饰。”

周野正在调试远程直播系统。这次展览我们将首次实现中法两地实时互动。他指着屏幕上的数据说：“过去半年，小程序新增用户三百八十万，其中十七岁以下占到百分之四十一。最活跃的是甘肃、贵州和云南的县城中学。”他顿了顿，“有个叫李文秀的女孩，十四岁，住在大山里，她连续三周每天留言一条，全是替奶奶写的回忆。她说奶奶不识字，但愿意讲。现在她们祖孙俩每晚一起录音。”

我望着院子里的孩子们，忽然想起沈昭信里的那句话：“请替我看看春天。”我们正活在他期盼的春天里吗？或许还不完整，但至少，风已经变了方向。

那天夜里，我翻出一本旧相册。里面夹着几张泛黄的照片：1958年南锣鼓巷修缮时的老街景，几个穿蓝布衫的工人蹲在墙根吃饭；另一张是1963年小学开学典礼，孩子们举着红旗，背景横幅写着“做党的好苗子”；还有一张模糊的合影，人群中间站着一位戴眼镜的男人，身形清瘦，正是年轻时的沈昭。

照片背面有行小字：“他说，教育不是让人听话，而是让人敢问。”落款是陈明远的父亲，已故历史教师陈志华。

第二天清晨，林小满带来一个布包，说是她在整理母亲遗物时发现的。打开一看，是一叠用油纸包好的信笺，字迹娟秀而颤抖，署名是杨素芬。

“这是……日记？”我轻声问。

她点头：“我妈临终前烧掉了大部分，这几页被压在箱底，侥幸留存。她说有些话，连录音都不敢录。”

我们一字一句读下去。

>1965年4月3日

>今天又来了个女知青，说她被队长强暴后怀孕，求我做人流。我说我没这个资格，她哭了很久，最后说：“那我跳井吧，总比生下来让孩子背黑锅强。”我拦住她，给了她一点钱，让她去外地找私人医生。可我知道，她很可能死在路上。

>我不是医生吗？为什么救不了人？

>晚上做梦，梦见自己变成一块黑板，上面写满“错误”二字，擦也擦不掉。

>1971年9月12日

>儿子问我：“妈妈，为什么别人家爸爸都回家吃饭，咱们家没有？”我说你爸在很远的地方工作。他再没问，但从那天起，他再也不叫我“妈”，只喊“杨大夫”。

>我知道他在怪我。他也该怪我。

>可真相呢？他父亲是被打成右派后失踪的。我不敢说，怕他长大被人歧视。结果呢？他成了最沉默的人。

>1987年12月24日

>今天收到一封信，是从新疆寄来的。一个女人说她是当年那个雨夜来卫生所的女人，孩子活下来了，如今是个工程师。她说：“我一直记得你说‘你是母亲’。这句话让我多活了三十年。”

>我哭了整夜。原来一句话也能救命。

>可我还是后悔。我为什么不告诉她：“错的是他，不是你”？

最后一段写于2001年：

>如果有一天，人们终于能公开谈论这些事，请一定替我说出来。

>不是为了报复谁，只是为了不让下一个女孩，在黑暗里独自流血时，还以为是自己脏。

我把这叠纸轻轻合上，心口像压着一块石头。赵文娟看完后久久不语，良久才说：“我们一直以为‘讲述’是最难的一步，其实最难的是??听完之后，还能站起来。”

当天下午，我们决定将这批日记命名为《沉默者的药方》，作为“青年讲述者训练营”的核心教材之一。不同于以往直接呈现史实的方式，这一次，我们要引导年轻人思考：当一个人选择不说，背后有多少种压迫？而当我们听见，又该如何回应？

就在筹备进入尾声时，市教委突然来电，邀请我们在全市教师培训会上做专题分享。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一丝迟疑：“最近有不少老师反映，学生开始在作文里写家里老人的经历，有的涉及敏感事件……我们想听听你们的看法，怎么把握尺度？”

我沉默片刻，答道：“不是教他们怎么写安全，而是教他们怎么写真实。尺度不在文字，而在倾听的态度。”

对方停顿了几秒，低声说：“也许……你说得对。”

十月八日，第一期“家书重写”成果展在纪念馆举行。展厅中央摆放着一百个木盒，每个盒子里装着一封由学生誊抄并朗读过的家书。有写给抗战牺牲叔公的追忆信，有替母亲控诉批斗会上被剃阴阳头的忏悔书，还有一封特别的信，是一位少年写给他从未谋面的父亲：

>“爸爸，你在劳改农场吃的苦，我都听说了。他们逼你承认偷了国家粮食，可你只是饿极了，摘了两穗玉米。你宁死不认，被打断了肋骨。

>现在我十八岁，考上了大学。我想告诉你：我没觉得丢脸，我觉得你像个英雄。

>下辈子，换我保护你。”

这封信旁边放着他父亲当年的一张黑白照片，胸前挂着“反革命分子”的牌子，脸上却看不出屈服。

开展当天，一位穿着旧军装的老人拄拐而来，在信前站了整整四十分钟。离开前，他对工作人员说：“我是当年带队的干部……那孩子说得没错，是我下令打的。这些年，我烧过多少材料，却烧不掉良心。”他留下一张字条，转身离去。

我们没有公开他的身份，只是把字条放进档案柜，编号“见证001”。

与此同时，“暗语计划”的绘本系列意外走红。《果园里的酸果》被多家幼儿园选为阅读课教材，老师们带着孩子们讨论：“为什么果树不能结自己喜欢的果子？”一个小女孩举手说：“因为有人害怕它们说出不一样的味道。”

更令人震动的是，《为什么乌鸦不能唱歌》竟被某重点小学语文组列入课外必读书目。校长解释：“这不是政治，是勇气教育。”

然而，并非所有涟漪都是温暖的。

十月中旬，一名匿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长文，题为《我的祖父是烈士，你们却让他成了加害者》。文中指控，某次讲述会上，一位老人自称其父曾在土改中被迫害致死，言辞间暗示基层干部普遍残暴。“可我爷爷就是那位干部！”作者愤怒地质问，“他一生清廉，最后累死在岗位上！你们让受害者说话，有没有想过，这也可能歪曲历史？”

文章迅速发酵。支持者认为这是对“片面叙事”的正当反击；反对者则指出：“难道因为有好干部，就能否认恶行的存在？”

压力再次袭来。有人建议我们暂停部分争议性内容的传播，以免授人以柄。

但我们没有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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