梁子性子很野，因为家里只有一个姐姐，她从小被当成了男孩子教养——剪短发，说脏话。很小的时候，我就是她的小跟班。我叫她“梁哥哥”，王香菊对于我这种混淆性别的叫法儿很是鼓励，听到总要啧啧称赞。
十四岁的时候，梁子跟壮壮单挑，赢了，从此奠定了村里第一霸的地位。不过，这宝座她只坐了一年，十五岁我们去了镇上的四中，小村里就只留下了当年那一战的神话。
再回小村已经是三年后。我们双双考上了北京的大学，村里放了三天炮。那几天，再没人说什么女娃读书没用了。倒是有人怀疑跟我一起回来的到底是不是梁子——记忆里的假小子，矮胖的身段抽成了细长条，狗啃的短发也变成了齐腰的长发，只有脸盘还能依稀看出小时候的样子——母猪变貂蝉了！
梁子骂那质疑的人：滚回你们家圈里去！
这一骂，大家都笑了——是她，没错！
大家吃、喝、划拳，喝多了的在往猪圈里吐。没有人问我们这三年是怎么过的。三年前离开时，我们身上一共才有83块钱。除了三姑赞助的50块，剩下的33块是我们俩所有的积蓄。怎么过的？捡过食堂的垃圾吃，卖过废纸壳和饮料瓶，最后还是靠了汪老师。
有一次梁子问我：你恨汪老师吗？
我眼前就浮现出汪老师的样子——古板的西装裙，厚厚的眼镜片，一丝不苟的风纪扣。我说：不恨。
确实不恨。汪老师并没有把我们怎么样。她供我们吃、供我们穿，给我们交学费，让我们在她家里白白住了三年。她所要求的，不过就是时不时拍些照片——要脱几件衣服又怎么样呢，她甚至都没有碰过我们的身体。
坐在去北京的火车上，我们的兜里还装着汪老师给的学费，两个人，四年的学费啊！肯定是她毕生的积蓄了。一个终生未婚的五十多岁的高中女教师，她这辈子能攒下多少钱，不用计算器就能算出来。
开始这钱我不想要，梁子说，拿着吧，她欠我们的。
我却觉得是我们欠她的。毕竟在她那小小的两居室里，我们认识了巴赫，认识了伦勃朗，认识了毛姆，见识了许许多多世界的美好。她把两朵开得毫无章法的山间野花侍弄成了庄园里的玫瑰，她是个好花匠。
我们上了同一所大学，梁子学了新闻，我学了外语。如今她已经是京城小有锋芒的记者了，我保了研，上半年刚交了论文。
名字被印在报纸上，这件事是谁的手笔，我们是有八九分肯定的。这几年梁子得罪过谁，那些同行相轻的事，不值一提。